清朝商阜邮票 重庆信局 5全

书信馆邮票就是“商埠邮票”的俗称。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固步自封的大清国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一些大中城市也相继被开放为商埠。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他们的特权，打着“利益均等”的旗号，争相在各商埠内设立了各自的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并在“工部局”下设立“书信馆”，负责输各商埠之间的邮件传递。显然，这些“书信馆”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内地各商埠擅自开办的地方邮局。1863年上海英租界最早开放了“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并在1865年首先发行了3套16枚“上海工部局大龙邮票”，这些邮票就是所谓的“商埠邮票”。尽管“上海工部局大龙邮票”比清政府发行的“大龙邮票”早了13年，但因为它们不是中国政府的邮政部门发行的，所以不能算是中国最早发行的邮票。

“上海工部局书信馆”自发行首批“大龙商埠邮票”后，又于1866年发行了另4套27枚“大龙商埠邮票”和2套5枚“小龙商埠邮票”，紧接着汉口、烟台、重庆、九江、镇江、芜湖、宜昌、厦门、福州、南京、威海卫等地“书信馆”也陆续大量印制“商埠邮票”。从此，外国人印发的“商埠邮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始泛滥，直到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批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下令所有商埠“书信馆”必须在1897年2月2日之前关闭，这些“书信馆”才陆续停止发行“商埠邮票”。

“重庆信局”发行的商埠邮票，也是中国最早在票面上绘有帆船图案的邮票。“重庆信局”于1893年11月，由英国商人利特尔（Archibald John Little）私人设立。英国商人利特尔 （Archibald John Little）生于1838年，1859年到达中国，从事茶叶贸易。1861年在上海参加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从1882年起，他致力于探险四川，被欧洲誉为“西部中国的英开路先锋”。1883年初，以游历内地为名，由上海乘轮船到汉口，然后换乘木船溯江而上，考察川江航道，经40日到达重庆。1884年，他开始经营汉口宜昌间的冬季轮船运输。同时在重庆设立商埠邮局（又称重庆书局），负责转送邮件到宜昌。再由宜昌的英国人发往上海转运。实际上是上海工部局书信馆的代理关系。1893年，为了满足重庆等地外国人的通信需求，在英国驻重庆领事的支持下，借鉴当时上海、汉口等地的做法，于1893年11月设立了一家名为“重庆信局”（Chungking L.P.O.）的商埠私营书信馆，在其下游沿江的宜昌、汉口和上海各埠分别设置分局或代理处。并于当年12月开始发行邮票，即第1版“重庆信局”邮票，邮票由当时任职于大清海关总税务署上海造册处的法籍绘图师罗伯特.亚历克西斯.棣.费拉尔（Robert Alexis de Villard）设计，上海别发洋行印刷。图案以重庆南岸觉林寺的文峰塔（亦称报恩塔）为背景，湍急的江面上行驶着帆船，宛如一幅中国风景立轴。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船邮票。次年，又分两次发行了在日本的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TokyoTsukiji Type Foundry Co. Japan）印制的同图案的第2版和第3版邮票，以及1种图案设计颖独特的邮资明信片，在当时颇受各地集邮者的欢迎。

重庆信局及其所发行的邮票是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中国的主权的产物，也是肆意践踏中国邮政主权的历史见证。直到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批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下令所有商埠“书信馆”必须在1897年2月2日之前关闭，这些“书信馆”才陆续停止发行“商埠邮票”。 重庆信局也于1897年大清国家邮政成立之后，被大清邮政局接管。其所发行的邮票也进入历史。